天安门 天安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市中心，故宫的南侧，与天安门广场隔长安街相望，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大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里举行了开国大典，它由此成为现代中国的象征，并被设计入国徽。
天安门 - 概述
天安门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市区中心，面临长安街。对面是天安门广场以及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天安门原是明、清两朝皇城的正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当时为三层楼式木牌坊，名叫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为今天的样式，更名为天安门。
天安门高34.7米。由城台和城楼组成，汉白玉石的须弥座，城楼上60根朱红色通天圆柱，地面金砖铺成，一平如砥;高大而色彩浓郁的墙台，上有两层重檐楼，有黄色琉璃瓦，房分东西九间，南北五间，象征皇权的“九五之尊”。南北两面均为菱花格扇门，36扇朱红菱花门扉;天花、门拱、梁枋上雕绘着传统的金龙彩绘和吉祥图案;殿内由一个450公斤八角宫灯和16个各重350公斤的六角宫灯组成的众星捧月图案。城台下有券门五阙，中间的券门最大，位于北京皇城中轴线上，过去只有皇帝才可以由此出入。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中门洞上方悬挂上了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两边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大幅标语。门前开通的金水河，一枕碧流，飞架起七座精美的汉白玉桥，称为金水桥。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天安门城楼图案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天安门 - 外貌概况
天安门城楼为重檐歇山式屋顶，上覆黄琉璃瓦，成排的斗拱、大小梁枋以及天花藻井上绘有金龙彩画和吉祥图案，正
脊、垂脊末端有鸱吻和仙人走兽，楼内六十根巨柱排列成行，方砖铺地一平如砥，南面有菱花格扇门三十六扇，全楼内外油饰一新，色彩绚丽。
在封建时代，天安门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通高九丈九尺，象征着皇权至高无上，加上正脊的鸱吻，通高三十三点七米。城台用四十八斤重一块的大城砖筑成，建在近五尺高的石筑须弥座上，整个城台高三丈九尺。城台上建有木结构双檐城楼，宽九间，进深五间，面积达二千平方米。城台下有五个券门，中间是正门，最高大，过去只有皇帝可以进出;其余四个依次减小，供不同级别的人进出。
天安门前有一条玉带般的金水河，河上建有七座秀丽的汉白玉石桥，城门前后的两侧各有一对雕刻精美的华表和石狮。这些精心的设计装饰和天安门融为一体。
天安门 - 历史潮流
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原名“承天门”，取“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当时天安门是一座黄瓦飞檐、三层楼的五洞牌坊，朱漆金钉，光彩夺目。一条笔直的中心御道，穿过端门，直通皇宫正门的午门。御道两侧，按左宗庙、右社稷的传统建制排建。御道两侧增筑红墙，一直延伸到天安门外，与两道干步廊相连，成为一个封闭状态的宫廷广场。广场外围，左为文官官署，右为武官官署，充分显示了中央集权的浩浩声势。
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它有汉白玉石的须弥座，高大而色彩浓郁的墙台，上有两层重檐大楼，东西九间，南北五间，象征皇权的“九五之尊”。通高33.7米，36扇朱红菱花门扉，60根通天圆柱，贴金的“双龙合玺”彩锦，团龙图案的天花藻井，由一个450公斤八角宫灯和16个各重350公斤的六角宫灯组成的众星捧月图案，使整个大殿庄严雄伟，金碧辉煌。门前开通的金水河，一枕碧流，飞架起七座精美的汉白玉桥，桥面略拱，桥身如虹，构成绮丽的曲线美。桥南东西两侧，各有白玉石华表矗立，云绕龙盘，极富气势。面前是封闭状态的宫廷广场，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庶民百姓不得入内，探头一看，即犯“私窥宫门”的重罪，格杀无赦。
明清五百年间,天安门是新帝登基、皇后册封而颁诏天下的地方，是皇帝金殿传胪、招贤取士的场所，也是皇帝出征赴太庙祭祖的必经之路，对老百姓来说，它是拒人千里之外的禁区。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宫廷广场两侧紧闭的大门自然而倒，东西长安街变成交通畅行的要道。自此以后，炳彪中国革命史册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开国大典、“四五运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以此为舞台，威武雄壮地在这里演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天安门成了伟大祖国的象征，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壮丽的人民广场。
天安门是人间的琼楼玉宇，集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它又是封建等级制的形象体现：中间最突出的一座雕着蟠龙柱头的桥面，只许皇帝一人通过，叫“御路桥”;左右两座雕有荷花柱头的桥面，只许亲王通过，叫“王公桥”;再两边的，只许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通过，叫“品级桥”;最靠边的普通浮雕石桥，才是四品以下官吏和兵了走的，叫“公生桥”。
自1987年11月开始，天安门正式对中外游客开放。在此之前，极少有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像今天这样可以接近天安门，尽情瞻仰她的丰美雄姿，和像当年国家领导人一样，自由自在地扶栏远眺广场壮阔的全景。因而，自开放后，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竞相登楼畅游。历史沿革
追溯天安门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古都北京的历史与演变。天安门和北京的每一处古城垣一样，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烙下深深的印记。
北京，唐为幽州，辽为燕京，金代为中都城，元代改为大都，明、清称北京。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先后有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清八个朝代以北京为都城。各个朝代在北京大兴土木，建造了各具特色的古建筑。最早对天安门建筑有间接影响的是元代的元大都。
元中统元年，元世祖忽必烈即汗位于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部)。公元1264年元世祖诏令以燕京作为中都，至元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元大都从1267年开始兴建，到1285年才全部建成，历时18年之久。元大都放弃了金代以前的都城旧址(今北京城西南部的莲花池以东一带)，使北京城搬了一次家。这是一个很规整的城市，略呈长方形的大都城，南墙位置在今长安街南侧，北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以北的北三环路附近。现在那里还存有断断续续的土丘，被称为土城子，就是元大都最早的北城墙。大都城从里至外分别是宫城、皇城和大城。大城周长60华里，有11个门。南面三门：正中为丽正门(今正阳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东面自南而北是齐化门、崇仁门、光熙门;西边自南而北依次是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北面只有两座城门，东为安贞门、西为德胜门。皇城的南门叫灵星门，在今午门一带。灵星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T”形宫廷广场，后来明清两代的宫廷广场基本沿用其旧址，并在中间建造了
天安门。元大都城墙四隅均有角楼，城外设有墩台，城内宫殿在前，坊市在后，50个街坊星罗棋布。当时，有一位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来到中国，看到“大汗之城”元大都那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景色优美的花圃后，大为赞叹道：“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她了。”他后来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因有大都城的记述，而使这座古城得以传播，名扬世界。元朝虽未建造天安门，但它另择新址的建筑格局以及元故宫、宫廷广场的定位，却使明代始建天安门具有了可行性。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元朝统治被推翻，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同时，明大将徐达统率军队攻克元大都，更名为北平。此时，明朝统治者对元大都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尤其是将元大都的精华——元故宫尽行拆除，以消除前王朝的“王气”，致使当年金铺朱户、丹楹藻绘、辉煌至极的元宫城荡然无存。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其孙建文帝继位。这时，在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争夺皇位的战争。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北平，夺得皇位，登上皇帝的宝座，从燕王变成了明成祖，并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月将北平改称北京，暂称“行在”(皇帝在外时的行都)。
明成祖朱棣就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决定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他的“龙兴之地”北京。他之所以要迁都北京，主要原因是由于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关口不下百十”，“会通漕运便利，天津通海运”的优越地理位置。此外还在于为了控制北方和东北地区，以维护全国的安定。于是，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便分遣大臣赴各地督民采木，烧造砖瓦，并征发各地工匠、军士、民工，开始了营造北京的筹备工程。永乐十五年(1417年)，大规模营建北京的工程正式开始，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方告完工，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颁诏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基础上，吸取历代都城规划的优点，又参照南京规制营建而成。“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实际上，北京新建的宫殿比南京的更加壮丽。它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裹着皇城，皇城又包着紫禁城，全城形成一“凸”字形。内城基本亡取元大都旧址，明初北墙向南移五里，至今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后又将南城墙向前推移到今正阳门一线。内城有九门，正南为正阳门(即元代丽正门);皇城在内城中央，共有六门：东有东安，西为西安，北为北安，广场南侧为大明门，承天门左为长安左门，右为长安右门。宫城又称紫禁城，是北京城的核心，共有四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由于南城墙向南拓展，皇城与紫禁城也依次南移，皇城南移到今天所见的位置即长安街北侧。皇城的中门，根据明南京城的名称改称承天门(今天安门)，承天门内仿照南京城布局建造端门。宫城南移到现在紫禁城的位置，正门由元代的灵星门改称午门。
在营建紫禁城的同时，又利用午门前方的中心御道左 右两侧，按“左祖右社”规制建造了太庙和社稷坛两组严 格对称的建筑群。此外，在承天门(清代改称天安门)前开辟一个“T”字形的宫廷广场，广场东、西、南三面都修筑了宫墙，使广场封闭起来，并在东、西两翼和南端凸出的一面，各开一门即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和正南方的大明门(清代改称大清门)。
承天门属皇城中的重要建筑。承天门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时，只不过是一座黄瓦飞檐的三层楼式的五座木牌坊，牌坊正中高悬“承天之门”匾额。承天之门寓有“承天启运”和“受命于天”之意，喻示封建皇帝是“受命于天”的，替天行使权力，理应万世为尊。
明天顺元年(1457年)，承天门遭雷击起火被毁，当时没能立即恢复，直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建。这次重建，奠定了今日天安门的形制。此后，明代180年间虽有修建，但都未作较大变动。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城，承天门又毁于战火。清/顷治八年(1651年)，清世祖福临下令大规模重建并更名承天门为“天安门”。后来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1952年的两次大规模修缮，1970年的重修，基本保持了顺治时改建的形制。1970年重修后的天安门比原来的天安门高了83厘米，通高为34.7米(原高为33.87米)。
从天安门这座古老建筑500多年的历史轨迹中可知，天安门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象征，是目睹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见证人。
天安门 - 管理机构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是北京市政府派出机构，行使政府职能，会同有关部门统一协调、管理天安门地区的公安、市容环境卫生、工商、物价、税务等工作，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天安门地区的商业、服务业、道路交通等事项。
主要职责任务是：
(一)会同有关部门管理保护以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国家重点文物。
(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在天安门地区的各种重大活动。
(三)配合外事部门搞好外事迎宾活动。
(四)加强对辖区内的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市容环境卫生、绿化、商业网点、综合治理和统一规划管理。
(五)负责对驻天安门地区各单位有关工作的协调。
(六)负责统一安排和管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各种集体活动。
天安门城楼的主管部门主要负责：
1、天安门城楼的日常开放和管理;
2、协调管理天安门城楼的安全保卫工作;
3、协调管理天安门城楼古建筑的保护工作;
4、天安门城楼及天安门院内整体环境的规划与布置工作;
5、天安门藏画的管理工作;
6、天安门城楼各种活动资料的收集归档。
联系电话：63095745
地址：天安门院内西朝房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成员：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蒀荣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高长河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办公室主任：贾英廷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张国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领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北京会议中心主任：张利民
天管委机关党委副书记，助理巡视员：钟克勤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巡视员 ：徐继斌
天安门 - 相关景点
天安门附近的主要景点有：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城楼、正阳门箭楼、前门大栅栏、故宫、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
天安门城楼
天安门原是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最初叫"承天门"，寓意奉天承运，受命于天。清顺治八年改建，并更名为天安门，天安门高33.7米，下面的城台建在1.59米的须弥座上。城台共高14.6米。城台是重檐歇山顶城楼，宽9楹，进深5间。9、5二数
象征至尊。城楼上60根巨柱高耸，金砖铺地，南北两面菱花格扇门，天花门拱和梁枋上绘满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和金龙彩绘，城楼正面有五个拱形门洞，中间的门洞仅供皇上出入。
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上颁诏之地。遇有新皇登基，大婚，祭天祭地等重大庆典活动和皇上父母进宫才会启用，另外皇上御驾亲征或大将出征，都要在天安门前祭路，祭旗，以求马到成功，凯旋归来。
城楼前有外金水河，河上飞架7座汉白玉雕栏石桥，中间一座最宽阔的称"御路桥"，专为皇帝而设;"御路桥"两侧有宗室亲王过往的"王公桥";"王公桥"左右的"品级桥"是供三品以上官员行走的;四品以下的官员和兵仡，夫役只能走"公生桥"。公生桥架在太庙也就是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门前。解放后共经历过四次修缮。
交通： 天安门地区位于市中心，共有十几条公共汽车通过。从北京市各个地方到天安门都很方便。如果您住在地铁沿线，也可以乘地铁到天安门东站或西站下车。
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心脏地带，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面积44公顷，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80米，地面全部由经过特殊工艺技术处理的浅色花岗岩条石铺成。每天清晨的升国旗和每天日落时分的降国旗是最庄严的仪式，看着朝霞辉映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心中升腾的是激昂与感动。
升国旗仪式
天安门广场上每天日出时分国旗班战士们的升旗仪式已经成为北京的一大景观。
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工程浩大复杂的大会堂只用了十个月就建成了。拥有中央大厅，万人大礼堂和7000平方米的
大宴会厅，以及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和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命名的厅堂组成，总面积达17.2万平方米，正门前的25根巨柱庄严肃穆。
参观时间为9:00-14:00，票价15元。从东门进入开始参观。
人民英雄纪念碑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其外观设计采用梁思成教授的方案修改而成。碑身有413块花岗岩组成，碑基由1.7万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碑座上的汉白玉浮雕共8块：分别是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座塔的设计代表着社会主义实用艺术的完美典型，象征着中国人民对于革命先烈的敬仰和缅怀。
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建于1976年11月，落成于1977年5月。面积2万平方米，由北厅(举行纪念活动的场所)，瞻仰大厅(专门安放毛主席遗体的水晶棺)和南大厅组成。另外还设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
开放时间：星期2、4全天，星期3、5、6、日上午半天。特别提醒参观前必须寄存各种提包，进入瞻仰大厅后不要随意走动，大声喧哗。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毫不夸张的说看完这里的展览就等于读完简明《中国通史》，这里是收藏，展览和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物的国家专业博物馆。与此毗邻的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主要展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
开放时间为8:30-16:30，票价：5元/3元，学生2元/1元。
中国国家大剧院和国家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蓝图已经规划入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将更好的体现出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当之无愧，在现代和历史的交叉点上我们力求给后人带来更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综合性博物馆。其位于北京市中心，前通天安门，后倚景山，东近王府井街市，西临中南海。1961年，经国务院批准，故宫被定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天安门 - 重建历史
据史书记载，天安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时完全模仿南京的承天门，故命名承天门。
(1).明朝天顺年即1457年7月，承天门遭火灾，城楼焚毁。1465年明宪宗派工部尚书自圭重修承天门，由牌坊式改建成宫殿式，基本上有了现在天安门的规模。
(2).1644年，承天门又毁于兵火。第二年再次重修承天门，6年后竣工，从此正式改名为天安门。
(3).1969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6到7.5级强烈地震，使天安门城楼损坏变形更甚。1969年底国务院决定：彻底拆除天安门城楼，在原址、按原规格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天安门城楼。
按部队编制组成了施工队伍
天安门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被指定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现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
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选派了一批根红苗正、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其中大部分为党、团员，他们按部队编制，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当时的八级木工姚来泉就是木工连的组长。
8天搭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施工“天棚”
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么大的建筑物整个罩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用钢管搭架，需一个月。架子工人用杉蒿绑在一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天棚，除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外，整个城楼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丝毫不露。搭起这个堪称世界之最的“天棚”，仅用了8天时间，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席四周铺设了几层取暖管，尽管隆冬，棚里仍然温暖如春。
为严守秘密，不仅北京市市民不知道，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山公园的工作人员也不知被苇席围起的天安门里在干什么。所有参加重建的人员更要严守秘密，不准和任何人说，甚至家人，这是政治任务。
脊瓦正中宝盒里藏着金元宝、红宝石、朱砂和五彩粮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城楼为木结构。姚师傅带着两个人登着杉蒿绑起的梯子，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处。按指挥部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瓦，至于干什么，不知道。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脊瓦数，他则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数到43块时，还剩5块。于是他在中央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部汇报。
指挥部领导、专家、公安及警卫人员立即登上楼顶。中间黄色的琉璃脊瓦厚60厘米、宽80厘米，两个人根本抬不动。姚师傅用撬棍连撬带砸，瓦碎了，露出一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上面清晰地显露出一对精美的二龙戏珠雕刻图案。领导示意姚打开。姚师傅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
姚师傅伸出手臂，拿出一块“铜疙瘩”。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实实在在是个金元宝。接着摸出块拇指大的红宝石。再摸出来的是一粒粒像红铅笔头似的东西，手指一捻，变成朱红色粉状物，是朱砂。此外还有五彩粮：黄豆、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辨不清了。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后来全部上交国库。
所有城楼柱子全部用进口木材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最粗的直径1.2米，最小的也有0.6米，每根12米长，重7吨以上。当时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质地较好甚至更大的原木，但因运输问题而改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这种木材，质坚、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干了多年木工的姚来泉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木材。
按照国务院“建筑材料全部更新”的要求，木构件由北京光华木材厂加工。新做的全部木柱和木梁均用整体木材，所有木构件都作了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
西山墙中拆出了7枚炮弹
在拆除西山墙时，一名工人取出一颗直径9.5厘米，高约45厘米的完整炮弹，指挥部立即指示公安部门连同周围的土全部取走研究。
后来在拆除中又先后起出6颗规格相同的炮弹，这7颗炮弹始终是个谜。鉴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此消息绝不可外传。现在这7枚炮弹存于何处，无从知晓。
贴金箔用去6公斤黄金
木工活毕，油漆彩画上，所有描龙画凤都经过严格的1麻5灰13道工序。菱花格扇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这次反复研究，试制成了菱花格扇加工机，提高工效150倍。最后是贴金箔，重修的城楼共用去6公斤黄金，金箔全部为进口。油工们小心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再用细毛笔一点点捋平……
基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工程完毕，指挥部又成立了9人组成的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按所有图纸顺序检测。探雷器非常敏感，有一次当测到一个斗拱时，探雷器突然鸣叫，图纸显示此处并无任何钉铁钉的记录。最后斗拱被拆开———取出了一只木工扁铲。是别有用心还是疏忽大意?在场的人谁都说不清。当时是否为此成立专案组，是否查出了责任人，都不太清楚。
后来探雷器测到东楼梯时又不断鸣叫，平整的水泥地面有什么问题呢?马上砸!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后来化验那些水泥碎渣，原因是此石料含铁量比较高。
(4). 1980年11月8日，历时11个月的天安门修葺工程已告完成。经过修葺的天安门城楼和东、西观礼台外表，油饰一新，光彩夺目，在初冬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雄伟壮丽。
这次修缮是1979年12月初动工的，将酥裂的城台全部拆除，科学地安排了城台中的各种管线，重新砌筑城台，同时采取了防渗水的技术措施。又将屋顶琉璃瓦进行了普查修补。为防止屋面长草，还刷了有机硅。解决了城台屋顶和山花漏雨渗水问题。
对上城楼的东、西两边的台阶也进行了改建。在这次修缮中为了解决城墙粉刷退色的老大难问题，刷了新型涂料。千百年来，一些古建筑和包括天安门在内的紫禁城等的红墙都是刷红土子。天安门每年都要刷一、两次，一下雨，墙上的红色就被冲掉，流下的红汤把汉白玉做的须弥座浸染成黑红斑斑。北京市房管局技术研究所研制成一种新型红浆涂料，经过各种特性试验，证明在风吹日晒雨淋的情况下，能保持颜色多年不变。这次天安门城楼四面红墙都刷上了这种涂料。
天安门 - 明清史溯
天安门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的，它是中国的象征，是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天安门，原是明、清两朝的正门，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当时为三层楼式木牌坊，名叫承天门。清顺治八年(1651)年，改建为今天的样式，更名为天安门。
金凤颁诏
“金凤颁诏”是明清时期，皇帝登基、册立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天安门举行的颁诏仪
式。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凡国家大庆，覃恩，宣诏书于门楼上，由垛口正中，承以朵云，设金凤衔而下焉。”就是说，皇帝发 布的重大命令(诏书)，要在天安门上进行一套隆重繁琐的仪式，才能向全国各地颁发。这表明天安门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
在进行颁诏仪式时，工部要预先在天安门正中垛口设置备有黄案的宣诏台，并准备好“金凤朵云”(漆成金黄色的木雕凤凰和雕成云朵状的木盘)。奉诏官(捧接诏书的官员)和宣诏员(宣读诏书的官员)等人衣冠楚楚，早已恭候在那里。诏书放在太和殿黄案上，皇帝盖上御玺后，经过一套繁琐的礼仪，由礼部尚书用云盘承接诏书，捧出太和殿，暂放到午门外的龙亭里，然后在鼓乐仪仗的引导下抬到天安门城楼上，再将诏书放在宣诏台的黄案上。宣诏官登台面西而立，宣读诏书。这时，只见天安门下金水桥南，文武百官和耆老按官位序列依次面北而行三跪九叩大礼。
诏书读完，由奉诏官把诏书卷起，衔放在木雕的金凤嘴里，再用彩绳悬吊“金凤”从天安门垛口正中徐徐放下。城楼下早有礼部官员双手捧着“朵云”等在那里，这样，“金凤”嘴中的诏书也就落在“云盘”中了，此举称为“云盘接诏”。
接诏后，诏书仍要放回天安门前的龙亭内，然后由黄盖(黄色伞盖)、仪仗、鼓乐为前导，浩浩荡荡抬出大清门，送往礼部衙门。这时，礼部尚书早已从长安左门快步回到礼部衙署门前跪迎诏书，并将诏书恭放在大堂内，行三跪九叩礼。随后，用黄纸誊写若干份，分送各地，颁告天下。
天安门最后一次举行“颁诏”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隆裕太后颁布溥仪退位的诏书。清人毛奇龄有《天安门颁诏》诗：
双阙平明烟雾开，
九重颁诏出层台。
幡悬木凤衔书舞，
仗立金鸡下赦来。
彩椟横时天宇阔，
黄封殿定圣心裁。
策灾本是贤良事，
何处还寻杜谷才。
从诗中可看出，在封建时代，天安门“金凤颁诏”别有一番景象。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
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在天安门两侧的长安街上。取“长治久安”之意。人们称长安左门为“龙门”，长安右门为“虎门”。在1952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
中华门
中华门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建成时因是皇城的正南门，古人又以南方为尊贵，所以享有“国门”的地位，与正阳门、天安门不同，中华门不是城楼，而是一单詹歇山顶的砖石结构建筑。它的名称随朝代的更替而变迁，明朝时称大明门，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改名大清门，辛亥革命后，1912年改为中华门。在1958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
天安门的建筑沿革
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明永乐十五年)，1420年建成，原名承天门。1651年(清顺治八年)重建后，更名为天安门。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1952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修缮。1970年的重建基本保持了1651年改建的形制，天安门比原来高了83厘米，通高34.7米(原高33.87米)。
天安门这座500多年的古老建筑，是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象征，是封建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见证。
明清时期，天安门到大清门(明朝成大明门、中华民国称中华门)之间的千步廊形成占地几万平米的T字型宫廷广场，其东、西两次还各设一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封建国家主要统治机构六部及各院即设在此。这里是封建王朝统治机构的中枢。
天安门初称承天门
天安门建筑不但经过了多次重建，而且它的称谓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同的。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天安门建成时，称“承天门”，但在黄瓦飞檐三层楼式五座木牌坊的承天门正中，挂的却是“承天之门”匾额。清顺治八年(1651年)那次大规模的重建，将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但天安门上悬挂的却是“天安之门”字样的匾额。
据考证，天安门匾额在清初刻有满、汉、蒙三种文
字，并按满语语法直译为“天安之门”。后来不知何故又将匾额上三种文字改为满汉两种文字，汉字改成用楷书书写的“天安门”三字，去掉了“之”字，字体也相应扩大。如汉文“天安门”中的“天”字，由原来的200毫米增加到380毫米，几乎增大了一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后，匾额上的满文被除掉，只剩下“天安门”三字。1987年，在北京市房管一公司木材厂露天仓库中，发现一块有刀痕字迹与木质裂纹的“天安门”匾额。据考证，该匾可能是自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天安门时挂上至1949年北京解放，其间，匾额字体虽几经变化，但木匾并未更换。
那么，清朝为什么要把“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呢?原来，满清封建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达到其长期统治目的，除采用其它措施外，还在城门的名称上大作文章。由于当时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危及着满清封建贵族的统治，清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安”与“和”的策略，以求得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如清代紫禁城内“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取内宫平稳之意。“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既涵盖了“承天启运”的命名意旨，又纳入了“安邦治国、国泰民安”的思想，还有皇城的“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三个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以示外安内和。但在清代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宫廷内外并不安定。可见，这种以更改城门名称来祈求长期统治的作法，只是封建统治者一种聊以自慰的愿望而已。
金殿传胪
天安门还是“金殿传胪”的地方。明清时代，盛行科举制度。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种。殿试又称御试、廷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在太和殿前进行的属国家最高一级的国家考试，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和笼络知识分子，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手段。明初“殿试”，曾在承天门南金水桥畔设案考试，后移至太和殿。清代在保和殿。这种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时间一般在春季农历三月。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十分严格，进京应考的举人首先要集中在大清门内东侧千步廊朝房，经礼部会试，考中后为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只有取得贡士资格才能进宫参加殿试。
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考卷的成绩，由阅卷大臣打分，获得前十名的考卷，皇帝还要亲自过目，考中的被赐予进士。列第一甲第一名者称为“状元”，列第一甲第二名叫“榜眼”，列第一甲第三名的是“探花”。殿试两天后，皇帝召见新考中的进士。考取的进士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冠，恭立天安门前听候传呼，然后与王公白宫一起进太和殿分列左右，肃立恭听宣读考取进士的姓名、名次。这就是“金殿传胪”。“胪”有陈列的意思，“传胪”就是依次唱名传呼，进殿晋见皇帝。
据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皇帝亲御太和殿召见新科状元等人，不料这天传胪唱名时，获得这一年第一甲第一名的武进士徐开业与第一甲第三名的武进士梅万清没按时到班，因阙门未开误了点卯。可事有凑巧，与二人同住一区的第一甲第二名秦钟英等人均由阙门人宫。所以，徐、梅二人理由欠妥。按大清律典，延误到班要被斥革。后因皇上发恻隐之心，念二人系草茅新进之人，保全了二人的武进士头衔，允许再参加下一届的会试。这一年的新科状元就由秦钟英替补。
考中的进士被皇帝召见后，礼部官员捧着“钦定”的写有进士姓名、名次的“黄榜”，先放到午门前的龙亭里，再由鼓乐仪仗前导，抬出天安门，出长安左门，张挂在临时搭起的龙棚里(今南池子南口迤西红墙处)，由名列榜首的新科状元率诸进士看榜。三天后，“黄榜”收回内阁封存。而后，顺天府尹(北京的地方官)给新中状元、榜眼、探花者插金花，披上大红彩绸，用仪仗接到城北顺天府衙门里饮宴，以谢皇恩。完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直到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我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封建统治者就是这样用功名利禄来笼络读书人。那些醉心于仕途的仕子们，一旦“黄榜”题名，便身价百倍，高官厚禄接踵而来。当时，人们把中进士比作“鲤鱼跳龙门”，把天安门前的长安左门称作“龙门”。
皇城正门为谁开
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除了在天安门举行“金凤颁诏”、“金殿传胪”等活动外，还有皇帝每年要到天坛、地坛祭天祭地，皇帝御驾亲征和大将出征在天安门前祭路祭旗，凯旋归来“献俘”、“受俘”，遇有皇帝登基、大婚等重大庆典，也都要启用天安门。
天安门地位至尊，即使皇帝出入也是有限的，嫔妃夫役更是绝对禁止出入天安门的。但也有例外，就是皇帝大婚时，新婚皇后可以由天安门抬进后宫。
皇帝大婚可不是小事，也有一套繁琐的程序。要先派使者到女家行聘礼，再迎新皇后，由大清门人天安门进后宫。这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据说，连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因为是以嫔妃的身份选人宫中，也没能从天安门抬进来。慈禧尽管执政40余年，权力虽然很大，天安门也有双凤和玺彩绘，却始终未敢涉足天安门。这是因为天安门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慈禧不管怎样专横跋扈，也只能是“垂帘听政”，而不是明正言/顷的皇帝。与慈禧不和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有一次和慈禧争吵时，就说自己是从大清门人天安门抬进来的，而慈禧却不是，气得慈禧咬牙切齿。
这种帝王独尊的现象，甚至连皇帝的父母能否从天安门通过都会引起争议。明嘉靖年间世宗朱厚架的母亲要去太庙祭祖先，在从何门进入的问题上，礼部的官员们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最初决定由东安门进入。当时的礼部尚书张璁直言劝说众臣：即使是贵为天子，也是要有母亲的，怎么能让皇帝的母亲从旁门进去呢?最后议定改由大清门人天安门去太庙。
天安门又是进喜不进丧的地方，就连皇帝以及皇帝父母的灵柩都不能从天安门出入。不过清朝灭亡后，天安门还真有过一次灵柩通过的事。这就是未敢正式举行登基大典，只作了83天皇帝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生前未敢龙袍加身，死后却身着龙袍躺在棺材里从天安门前的中心御道通过。可怜“袁大头”入土时仍在做他的“皇帝梦”呢!
天安门的设计者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设计者蒯祥生于明初洪武年间，江苏省苏州府吴县香山人。其父是当时很有名望的工匠。蒯祥深受父亲的影响，30多岁即“能主大营缮”，是位造诣很高的木匠了。
《宪宗实录》记载，蒯祥“一木工起隶工部，精于工艺”。永乐 十五年，明成祖朱棣重建北京城时，蒯祥同大批能工巧匠一起被征集到北京。由于他技艺超群，在营造中充分发挥出建筑技艺和设计才能，很受督工(建筑师)蔡信等人的重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宫殿落成，蒯祥便被提升为工部营膳所丞。
在北京宫殿的营建中，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工匠。除工于设计的蔡信、瓦工出身的杨青(官至工部侍郎)外，还有与蒯祥同时代的著名雕刻石匠陆祥等。在宫殿初建阶段，蔡、杨二人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当时都年事已高，而蒯祥正值年轻力壮，又工于计算和绘画，在蔡信、杨青去世后，大量的皇家工程边都由蒯祥主持。明成化年间，重建承天门时，蒯祥是设计者，并参与了施工。以后，蒯祥还多次负责主持对承天门的修缮。
蒯祥不仅对木工技术纯熟，还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和审美意识。据记载，蒯祥能以双手握笔同时画龙，合二为一，一模一样，技艺已达炉火纯青。营建宫殿楼阁时，他只需略加计算，便能画出设计图来，待施工完毕后，建筑与设计图样大小尺寸分毫不差，就连明宪宗皇帝也很敬重他。1420年，承天门建筑完工后，受到众口一词的赞扬，称他为“蒯鲁班”。后来，蒯祥官升至工部左侍郎。在他任职期间，先后搞了不少修建工程，包括明英宗正统年间重建三大殿，明景宗天顺年间兴建裕陵。“凡店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者”。“凡百营造，祥无不与”，《宪宗实录》中这样评说。
蒯祥的人品也受众人称赞。他官职大了，仍为人恭谦正直，俭朴如初，就连出门也从不坐轿。晚年，他主动辞官隐退，但每当有营造工程向他请教时，他还是热心指导或亲临现场。蒯祥死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三月，终年84岁。过去北京曾有一条蒯侍郎胡同，据说他曾在这里住过。蒯祥的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他的技艺，直到晚清时，仍有“仅江南木工巧匠皆出香山”的说法。
“秋审”与“朝审”
封建社会，天安门前的广场是举行“秋审”、“朝审”的地方。
“秋审”，是审理那些由各省上报准备判处死刑的案子。每年的农历五月，刑部把各省判处死刑的犯人名册汇集起来，送给皇帝过目。到农历八月中旬，皇帝诏令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同王侯、大学士、九卿等官员，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于步廊前，摆上几十张桌子，上铺红毡，坐西朝东，会审卷宗。“秋审”前，各省总督、巡抚对有关案件要先行审核或审讯，并提出意见给天安门前的“秋审”参考。经过“秋审”的案件，分为情实、缓决、可矜(案情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于处死)、留承养祀(情节较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奏请皇帝批准。“秋审”只限于审理上报重大案件的卷宗。审理时，几十个不了解实际案情的官员，也不作认真调查，只凭报上来的纸册、文字、条文，朱笔一挥，便判为死刑或缓刑。所以，当时人们称天安门前的“秋审”为“审字眼”。
“朝审”是会审关押在北京刑部监狱里准备判处死刑的犯人。每年霜降前，把监禁的死囚犯人自长安右门带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千步廊公案前，面朝西跪下。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三法司及王公大臣，翻阅着案卷，问犯人冤不冤，这时，犯人多说“不冤”。因为案情已经多次审讯，为了防范“反供”，残酷的严刑已把犯人打得不敢说话了。此时，审判官把审判意见再上报皇帝裁决，以示“慎刑”。皇帝在死囚名子上如果画勾，就表示该犯死期已到，称为“勾决”。如果某个犯人的姓名上没有划勾，这个犯人便可以多活一年，这叫做“勾免”。等候在长安右门外的犯人家属们，翘首企盼，见犯人被带出来，便在其脖子上挂一串山里红，表示死里逃生，暂时保住了性命。但第二年仍要被带来重新审判。
“廷杖”与“献俘”
封建社会，天安门的后边，午门前面，是“廷仗”、“献俘”的地方。
“廷杖”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那时，皇帝明面上也倡导文武百官以至平民百姓上书“进谏”。但是，敢于直言批评皇帝的少，歌功颂德、拍马屁者甚多。因为封建独裁者大多喜欢听颂扬，“劝谏”批评皇帝是要冒风险的。如果冒犯了皇帝的尊严，龙颜大怒，就要 在午门前罚跪、打棍子，这叫做“廷杖”。有些大臣罚跪几天，再被杖责几十大棍，轻的皮开肉绽，重的就一命呜呼。
据《明史》记载，“正德十八年，以谏止南巡，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明嘉靖三年(1524年)，由旁系坐上皇位的朱厚棠一心想使自己成为正统的皇帝，硬是要把他母亲的尊号“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二字去掉。此举在百宫中引起轩然大波，众官不断上书阻止，甚至集合在大左/顷门前哭谏。朱厚磐对此大怒，几次下令将劝阻的大臣们关入牢房，200多名重臣遭到“廷杖”，严刑致死者达17人，那些侥幸熬过“廷杖”的人，也受到了停俸、除官、充军的处分。
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常有“推出午门斩首”的说法。实际上，紫禁城之内从不斩人，午门之外并非刑场。但在明代，大臣如果触怒皇帝，常受“廷杖”，受刑地点就在天安门后边、午门前面。清代一般不再用“廷杖”的刑罚。封建社会，开明“纳谏”的皇帝并不多见，这也是其皇座“短命”的原因之一。
"献俘”始于清代。凯旋归来的军队将士，为显示战果，要在午门前举行“献俘礼”。仪式前一天，被俘的战俘，颈系白带，反剪双手，由兵部官员牵引，自长安右门人内，押至太庙、社稷坛祭祀，表示是祖宗的护佑和国家的福份。此举被称为“献俘”。《皇史成》内存有《午门献俘图》。次日，皇帝登午门楼受俘。门楼正中设御座，檐下张黄盖。各种仪仗、法驾、卤簿陈设在阙门左右，辇辂、仗马、护朝宝象、大乐排列停当。当日清晨，众王公大臣，身穿朝服云集午门前，俘虏们此刻也被押至此地。身穿衮龙服的皇帝在鼓乐声起、三呼“万岁”声中，至午门城楼御位上降旨，对俘虏进行发落，若恩赦不诛，则宣旨释俘，众战俘叩头谢恩。此景称为“受俘”。乾隆皇帝曾于1755年御制《午门受俘》诗一首：雷霆申宿令，阊阖受新俘。
讵乃恩全背，安能诛竞捕?
缉凶新附奋，宥命旧奸瞿。
白练阵班末，双顽肆市衢。
快晴天意顺，大礼众情愉。
益切钦心镜，永怀巩帝国。
该诗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受俘礼乾隆皇帝的惬意心情和期望皇朝永固的思想。
“左祖右社”与太庙及社稷坛
天安门东西两侧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与社稷坛(今中山公园)是按照中国古代封建帝王都城“左祖右社”的传统规制建造的。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地方，社稷代表政权、土地。二者位于天安门两侧，从而加重了皇城中轴线上天安门的重要地位。
天安门左侧的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祖庙。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朱厚磐将太庙合祀制度改为分祭，设九庙分别供奉历代祖先。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庙中的八庙被焚，仅存睿庙。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重建新庙，恢复了“同堂异室”的合祀制度。太庙的后殿及两庑是弘治四年(1491年)建成的，以后不断有扩建。清帝逊位后，祭典始废，但太庙仍由清室保管。民国十三年(1924年)，太庙由清室移交北洋政府，曾作为和平公园对外开放，民国二十年(1931年)，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50年改名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其南门上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横额为毛泽东手书。
太庙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南北长475米，东西宽249米。太庙的建筑群共有三重围墙，均为黄琉璃瓦顶红墙身。在第一重和第二重围墙之间是浓郁古老的柏树，清幽宁静的环境使人产生沉静严肃的感觉。在第一道围墙的西边原有三座门，最南边的称为太庙街门，共5间，通向天安门里;中间的称为太庙右门，也叫神厨门，共三间，通向端门里;最北边的称为太庙西北门，通向午门外的阙左门。三座门都是坐东朝西。庙内主体建筑为前、中、后三大殿，每逢登基、亲政、监国、摄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等，皇帝、嫔妃均到此祭祀。
前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是三殿之主，为皇帝举行大祀之处。明间之上的两层檐间木匾书满、汉文竖写“太庙”，梁柱外包沉香木，其他构件均为金丝楠木建成，地铺“金砖”，整个大殿建在汉白玉须弥座上。前殿是供奉皇族祖先牌位的地方。每到年末岁尾大祭的时候，将太庙供奉的帝后神祖主木牌移到这座殿里，举行“袷祭”。其两庑各有配殿，东供有功的皇族神位，西供功臣神位。中殿也叫“寝宫”，是平日供奉死去皇帝神位的地方，清代从太祖到光绪的神主牌位都在这里。两侧有配殿储存祭器。后殿自成院落，殿前有红墙同中殿隔开，称为“祧庙”，是供奉皇帝远祖神主的地方，清代供奉的是没有称帝前的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追封的先皇帝。此外，还有戟门、神库、神橱、宰牲亭、井亭、汉白玉石桥等建筑。院内还有许多500多年树龄的古柏。皇 帝祭祀太庙时所走之门，并非今长安街上劳动人民文化宫之正门，而是从午门至天安门御道东侧的阙左门出入太庙街正门。皇帝斋戒于斋宫。祭日时刻，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太庙在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昔日阴气森森、人迹罕见的地方，如今成为劳动人民开展文化活动的乐园。1988年1月13日，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安门左侧的太庙，如今又增添了一处新的景观，这就是为迎接21世纪，在2000新千年到来之际于1999年12月26日安装的“中华和钟”。这套被称为“编钟之王”的“中华和钟”，一字排开，高3.8米，宽21米，重17吨的三层编钟共108个。在重达320公斤的中央 钟上，铬刻着江泽民同志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的镏金铭文。上层34个钮钟分别代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澳门、台湾;中间56个甬钟分别代表我国56个民族;下层18个大 钟中间16个代表中华民族的16个历史时期，两侧的两个分别象征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和平”与“发展”。这套编钟的创制总协调为原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苏林;总工程师是艺术铸造专家关洪野;总设计师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华觉明。2000年1月1日中午，江泽民主席来到太庙，观看了这套气势恢宏、流光溢彩由他亲自题词的中华和钟。天安门右侧是与太庙对称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社稷坛原为辽、金时代的兴国寺、元朝的万寿兴国寺旧址。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按“左祖右社”的规制于此设坛，以后一直为明清两代皇帝春秋祀祭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地方。
社稷坛位于中山公园的中央，坐南朝北。坛为汉白玉砌成的三层方台。每层用白石栏杆圈围。据《日下旧闻考》载：“社稷坛在阙右，北向，坛制方，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由出陛，皆白石，各四级。上成筑五色土，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坛上五色土，分别象征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坛的地基全部用的是汉白玉，坛四周设围墙，上覆琉璃瓦，瓦色与坛上土色相对。在坛中央曾有一方形石柱，名为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辛亥革命后，该石移至别处。坛的四方各有一座汉白玉的棂星门，显得庄严肃穆。在坛北有一既庄重又精巧的木构大殿，称拜殿。此殿始建于明永乐年间，顶为单檐歇山黄琉璃瓦，面阔5间，进深3间，朱红门窗，白石台基，是为皇帝在祭祀途中避风雨而设。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在拜殿停放灵柩，接受北京各界人民的瞻吊，从3月24日至4月2日公祭的10天中，这里哭声如潮，黑纱如海，在停柩处签名吊唁者达70多万人。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国父，于1928年将拜殿改名为“中山堂”。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堂一直由北京市政协管理，不对外开放。1954年8月21日，在中山堂召开的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这里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996年11月8日，北京市政协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的前4天，决定正式对外开放中山堂，同时举办纪念展览。纪念展真实记录了当年天哀地恸悼念国父的感人情景。
在社稷坛“五色土”东北侧还有一建筑叫音乐堂。观—“五色土”而后赏乐便当携来旷古的意境。赏乐后而瞻“五色土”自会激励未来的向往。音乐堂始建于1942年，最初为露天式，没有围墙，周围安设铁丝篱笆，可容纳观众5000人。1955年音乐堂进行大修，18根直径为1米的巨大垛石圆柱擎天而立，支撑着纵深33米，横跨48米的顶棚，从此，音乐堂结束了“雨来散”的尴尬场面。又经过两次改建，80年代后期变成封闭式剧场，结束了“半年闲”的状况。随着首都建设迅速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市有关部门于1997年开始对音乐堂进行彻底改建，1999年4月26日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从而实现了
它成为国际化、现代化新型音乐场所的梦想。改建后的音乐堂占地4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1834平方米，扇形外墙由新型材料装饰，观众大厅设有1400个座位，另设有5个贵宾包厢，为使用功能的需要还设计增添了地下小型电影厅和多功能厅、地下设备层等附属设施。前区有钢琴升降平台，后区有供大型乐队排列的4道升降台，足供100人以上大型交响乐团和大型合唱团同时演出。音乐堂建筑声学效果已达世界一流音乐厅水平。音乐堂前厅600平方米，厅内有目前国内最长的呈几何矩形吊挂的水晶灯，长达34米，数千只水晶灯和几万片水晶片在阳光和灯光照耀下熠熠发光。大厅正面墙上还有一幅富有艺术特色的汉白玉石雕。焕然一新的音乐堂给北京的演出市场增添了一个一流的演出场所。
在拜殿的北侧有一座门叫戟门，为明代所建，进深5间，原门内曾陈列有铁戟72把，每把铁戟长1.1丈，号称“银镦红杆金龙戟”，可惜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此外还有位于内坛墙西门外南侧的宰牲亭和位于社稷坛外西南的神橱、神库等附属建筑。
皇帝来社稷坛祭祀时，从阙右门进社稷坛东北门至坛的门外，下辇坐轿入右门，顺戟门往东行至拜殿东阶下轿，在乐舞声中到坛上行祀。坛上没有神牌，太社位于右，太稷位于左，均朝北。每年皇帝之所以要亲祀，是以表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王者以土为重，为天下求福报功”。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祭礼社稷的制度。1914年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1928年改园名为中山公园。1949年后，这里曾多次进行修葺，后又增添了许多大型游艺、文化设施，使古老的园林面貌焕然一新。
宫廷广场与千步廊
历代封建王朝在规划营造宫阙时，都建有宫廷广场，以显示其皇权至上的气派。 金代以前的宫廷广场呈不封闭、半封闭状，建在宫城与皇城之间，并极力突出宫门的明显地位，乃常是商旅云集之地。从宋代起，宫廷广场两侧加筑了千步廊。北京之有千步廊约始于金代，且在千步廊北端向东西两翼略有伸展，形成一“T”字形。到了元代，宫廷广场从宫城前移至皇城前，从不封闭、半封闭发展到完全封闭。至此，宫廷广场已成 为只有皇帝、宗室、官吏出入的禁地。
明清两代承袭了元代宫廷广场的规制。明永乐十八年，承天门(今天安门)建成后，把其前边的大片旷地用红墙围起，形成了更—加封闭的“T”字形前院，是为皇城内的宫廷广场。在“r字形广场的三端上各建一座三券洞的门，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长安左右门取意为长治久安，门三阙，单层歇山顶，上铺黄琉璃瓦，门墙皆涂红色，两门均位于今天安
门两侧的长安街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皇城通往内城的孔道，文武百官至此要下马下轿步行。据载：“每日百官奏进，俱从二长安门人，守者常数十百人，皆禁军也。”有明代曹萧诗为
金刀绣带御林军，
门辟长安左右分。
象辇初回迎晓日，
旌旗几道见龙文。
广场南端亦有一门为大明(清)门(清代广场无大改动)。在承天门至大明门之间，是用石板铺成的供皇帝出入的中心御道。沿中心御道两侧建有连檐通脊长700步的千步廊，东接长安左门，西接长安右门，东西朝房各110间，又折而北向各34间。千步廊之外环筑高达6米多的朱红色宫墙。墙外两侧集中了当时的中央衙门。东宫墙外边是礼部、吏部、户部、工部、宗人府、钦天监等有钱有势的官署(今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带)，西宫墙外为五军都督府、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武职衙门(今人民大会堂一带)。
明清两朝，由吏部、兵部常在东侧千步廊选拔官吏，叫做“月选”、“官掣”，礼部在那里审核乡试、会试考卷，叫“磨勘”;而西侧千步廊则是刑部审判犯人的地方，称为“朝审”与“秋审”。整个宫廷广场处在森严、幽深、神秘的布局之中，成为朝廷礼法所系之地，是封建帝王皇权至尊思想的集中体现。
文东武西
明清两朝，在天安门“旷形广场千步廊两侧，林立着统治全国的文武衙门。
明宣德五年，首建礼部后便把五府六部集中于广场两旁。千步廊东侧是掌管全国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事务的礼部和掌管全国官吏选授、考课、勋封之政的吏部，负责全国户口、土地、赋税、财政收支等事务的户部以及宗人府、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等，衙署建筑均坐东朝西。西侧有全国最高统军机构左、中、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和掌管祭祀礼乐的太常寺及受理内外章疏、收臣民密封申诉之件的机构通政使司以及掌管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的锦衣卫等。衙署建筑均坐西朝东。明朝人云：“列六卿于左省，建五军于右隅”。
清代，广场东侧大部分沿用明朝旧制，仍为各部所在，当时叫户部街。为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在户部街外侧增设了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的翰林院，负责对外通商和交涉事物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太医院等。广场西侧，清代采用八旗兵制，不再建立五军都督府，并把原来的街道改称前府胡同、右府胡同、左府胡同、中府胡同、后府胡同等。还在明锦衣卫旧址建立了刑部，称这条街为刑部街，后在这条街上又增设了都察院、大理寺等审案判刑的机关，又称司法部街。
另外，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有分别通往五府六部的总门两座，叫做“公生门”，文武官员由此进出宫廷俱奏。乾隆十五年(1754年)，在公生门两边加筑围墙，东西折向北转接皇城墙，又在新加围墙东西端各辟一门，门三阙，分别称东三座门、西三座门。辛亥革命后，公生门，东、西三座门及内里的五府六部陆续拆除。
明清两代，广场两边官署林立，府部对列，文东武西，戒备森严。东边因有户部、吏部这些有钱有势的衙门，又因西面 有审判、司法的衙门，故那时又有“东边掌生、西边掌死”的说法。今天，当我们漫步在宽阔的广场时，很难想象，脚下竟是昔日操掌着人民生死大权的衙门禁地。
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
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其实是位于同一地方，根据不同时代冠以不同名称的同一个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原址在今正阳门北侧、毛主席纪念堂一带。
大明门始建于明代，为明清两代皇城第一门。初称“大明门”，顺治六年(1644年)上大清门牌额，改称“大清门”;民国(1912年)改为“中华门”。据《大清会典》记载：“大清门，三阙上为飞檐崇脊，门前地正方，绕以石栏，左右狮各一，下马石碑各一”。永乐年间，该门建成时，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赍甚厚。大明门甚为气派，有明顾炎武《京师诗》为证：
煌煌古燕京，金元辽开创。
初兴靖难师，逐驻时巡仗。
制掩汉唐闳，德俪商周王。
巍峨大明门，如翠峙南向。
大明(清)门前是商旅云集的棋盘街，门内有与承天门连接在一起的中心御道 “千步廊”，大明(清)门两侧，左文右武，中央各部衙署对列东西。
大明(清)门是皇帝、宗室参加重要庆典出入之门。明清时，每年冬至，皇帝要到南郊天坛去祭天，夏至要到北郊地坛祭地，孟春祈谷，皇帝还要到先农坛亲耕田。遇到这些大典，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明(清)门豁然洞开，皇帝头戴金冠，身穿龙袍，坐着御辇，威风凛凛地由此门出行去举行祭祀典礼。明袁帙有《大明门候驾》诗：
虎旅驱中道，旭日迎芒盖，
钓陈警云飞，睛云拂羽旗。
圜丘群望毕，笙歌前路拥，
宣金受盔?归，拜舞接光辉。
辛亥革命胜利后，决定将大清门改称“中华门”。在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前一天即1912年10月9日清晨，将刻有“大清门”三字的旧匾额取下，准备翻过来再用，却发现匾额背后已有“大明门”三字。原来，当年该门初次更名时，已将匾额背面使用过。这样，只好又赶制了一块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写的“中华门”三字的匾额。
大明(清)门外的棋盘街
明清时期，在正阳门北侧，大明(清)门外，横亘着一条纵横如棋盘的街坊，名曰：棋盘街。棋盘街是明代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长安客话》有如下描述：“大明门前棋盘天街，乃向 离之象也。府部对列街之左右。天下土：民工贾各以牒至，云集于斯，肩摩毂击，竟日喧嚣，此亦是国门丰豫之景。”从中可见，当时的棋盘街似今日繁华的集贸市场，商贾云集，一派买卖兴隆、热闹非凡的景象。
棋盘街还是屯兵驻足的营地。每遇皇帝出宫大典时，守护皇宫的御林军将先期扎营在此。《燕都游览志》记载：“棋盘街直宫禁大明门之前，每朝会诸大典，京营将先期领营军护卫，驻足其中，树帜甚盛”。这个时候，各店铺收摊关门，棋盘街上平日的喧闹声也停止了。正象《查浦诗钞 杂咏诗》中所日：
棋盘街阔静无尘，
百货初收百戏陈。
向夜月明直似海，
参差宫殿涌金银。
由于大明(清)门至承天门、午门，是皇宫的禁地，那时，从东城到西城或从西城去东城的老百姓，均须绕道从棋盘街通过，因此，棋盘街又是东、西两城交通往来的孔道。
天安门 - 爱国教育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胜利。几百年来，天安门广场从封建帝王的禁地、外国侵略者的操练场，经过长期痛苦的呻吟和殊死的斗争，现在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天安门百年回顾--北京解放
1949年2月3日，军容严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雄壮的队伍从正阳门浩浩荡荡地进入天安门广场，百万获得新生的北平市民涌向街头，手持鲜花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到来，破旧的广场充满了朝气，充满欢乐，人们信心百倍的迎接新生活的开始。
天安门百年回顾--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在中华民族的每个危难时刻，这里总凝聚着爱国学子们的激情。天安门不会忘记遭受外强凌辱的过去，同时也熔铸了不屈的中华民族精魂。
天安门百年回顾--“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4所大专学校的3000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广场，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强占我国领土青岛，号召大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天安门广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
天安门百年回顾--八国联军的入侵
八国联军的入侵 1900年8月15日，英、法、德、俄、日、美、奥、意把各帝国主义国家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侵占了北京城，破城后，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古都北京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和蹂躏。经过八国联军这场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
群英相聚天安门
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又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古老的天安门也从此获得了新生。
1949年2月3日，军容严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人城仪式。雄壮的队伍从正阳门浩浩荡荡地进入天安门广场，百万获得新生的北平人民涌向街头，手持鲜花热烈欢迎子弟兵的到来，破旧的广场充满朝气，充满欢乐，人们信心百倍地迎接新生活的开始。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省西柏坡迁到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等也随中央机关到达北平。
几百年来，天安门广场从封建帝王的禁地、外国侵略者的操练场，经过长期痛苦的呻吟和殊死的斗争，现在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年那些曾在天安门广场上亲身参加过和中外反动派浴血战斗的勇士们，今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心情是那样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
1949年7月7日下午，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12周年，北平20万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这天，阴雨连绵，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红灯笼，遍插30面红旗，城楼正中一巨大的红五角星光耀夺目，两边分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整个广场一派节日气氛。大会在七七四十九响礼炮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开始。首先，通过了大 会主席团名单，随后，全体与会人员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静默致哀。主席团主席彭真致开幕词：“刚才有炮声，十二年前的今天北平也有炮声，但是，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炮声。今天，却是人民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庆祝人民民主新中国开始建立的炮声。”大会宣读了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敬电。
晚9时20分，毛主席偕周恩来莅临大会。广场群众欢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毛主席操着他的湖南口音，激动地亲自带领群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敬献了锦旗。毛主席在高亢的欢呼声中又一次带领大家高呼：“全国人民团结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签订对日和平条约，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这声音经久不息地回旋在天安门上空，震撼着北平古城。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检阅了雄壮的群众队伍，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第一次欢庆人民胜利的大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决定将北平改名为“北京”，以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天安门成为北京的象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我东北后，号称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全中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顽固坚持对外不抵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致使日军得寸进尺，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
1935年5月，日本又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遣大批关东军人关威胁平津。扬言如不接受日本的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6月，亲日派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秘密会谈，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完全接受了日方的侵略要求，使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分沦丧。日本侵略者还唆使汉奸流氓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那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飞机成天在华北上空回旋，平津道上各车站、码头到处插有日本国旗，北平街头布满了日军岗哨，日本坦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大小汉奸打着“华北自治’，、“中日提携”、“共同防共”的旗子，在新华门前闹得乌烟瘴气，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爱国青年和爱国人士。亡国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华北。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爱国学生悲愤地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在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毅然担负起领导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职责。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八一宣言”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抗日救亡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此时，在北平各校的校园里到处传递着“红军北上抗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广大青年学生抗日救亡的热情更加高涨。
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北平青年热血沸腾，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12月8日，“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召开大会，决定第二天上午，各校学生队伍在天安门广场集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救国。国民党政府闻讯后于当日夜晚封锁了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条街道，在各大专院校都布置了岗哨，妄图把学生封锁在校园里。
9日黎明，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挠和封锁，按着预定时间和请愿路线举行了爱国请愿大游行。城外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冒着严寒，踏着封冻的土地，或是沿着铁路，或是选择田间小路，甩开反动军警的阻拦来到西直门。但见城门紧闭;学生们被阻于城外。学生派出代表交涉，军警还是不让通行。学生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在城里，东北大学的学生一大早就在礼堂集合，大家在追述了东北的沦陷、华北的垂危后，像潮水般涌出礼堂，前去同清华、燕京的学生队伍汇合。
正在这时，燕京一个担任交通员的学生，跑来报告了清华、燕京的队伍被阻于城外的消息，东北大学学生立即出发了。中国学院、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等城里的学生在向天安门进发中，同样受到了军警的拦截，他们有的越墙而出，有的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沿途经过和军警搏斗来到天安门广场。但荷枪实弹的军警又把他们冲散了。学联指挥部当即决定，集合地点设在长安街六部口到新华门之间。当东北大学的学生来到新华门前时，在场的学生热烈欢呼：“欢迎东北大学同学!”“毋忘‘九·一八’!”东北大学学生对应地喊到：“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五六千学生齐声高呼抗日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此时的新华门大门紧闭，军警林立，学生代表要求何应钦出来接受条件，遭到拒绝。其实，何应钦早躲到城外去了。前几天他还在这里接见了一批又一批要求“自治”的汉奸，现在却不敢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抗日的要求得不到答复，被激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打倒卖国贼，就不能救国!”“现在我们要示威游行!”于是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向西挺进，准备去接应被阻在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当队伍走到西单时，国民党军警挥舞着大刀、木棍一阵乱打，企图冲散游行队伍。学生们无所畏惧，团结一心，英勇抗击。后来，学联指挥部得知清华、燕大的队伍已离开西直门向南围绕城墙游行，立刻决定城里的队伍绕着天安门继续游行。队伍像滚雪球似的不断壮大，在行进中，常有学生、市民加入进来。
很快，游行队伍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南口，也使这次游行渐近高潮。但凶相毕露的国民党当局无所顾及地对学生进行疯狂镇压，大批军警手执步枪、大刀、水龙头，向游行队伍冲击。面对国民党军警的嚣张气焰，学生们愤怒难忍，迎着水龙、刺刀、木棒与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有的学生受了伤，流着血，还激昂地高喊抗日口号，有的学生被军警抓去，大家立即冲过去把战友夺回来。在这场搏斗中，有100多名学生受伤，30多人被捕。敌人的镇压并没有使爱国学生退却，相反，要用更有力的行动来回击反动派的暴行。
“一二·九”游行示威后，国民党政府置学生爱国请愿于不顾，仍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汉奸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12月16日发动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和市民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抗日运动推向高潮。16日，城内各校分成三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学院和北京大学率领，城外一个大队由清华大学率领。针对国民党当局害怕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合的心理，学联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公开宣布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而把实际集合地点定在劳动人民经常聚集的天桥。这天清早，大批军警早已封锁了天安门广场，而各路示威游行队伍，像汹涌澎湃的洪流，由此向南滚滚流去。城外的一个大队由于城门紧闭，绕过了西直门、阜成门又转到西便门。西便门也被封锁，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血肉之躯冲开了西便门，直向天桥进发。 各路队伍在天桥会师后，三万多市民和学生胜利地召开了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向反动当局提出几项抗日的要求。会后，三四万人组成的队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原准备沿前门大街进正阳门，经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到外交部示威，但正阳门被守城军警关闭，并鸣枪威胁群众进城。经学生代表交涉，军警同意部分学生通过，为避免遭到敌人的“各个击破”，游行指挥部决定队伍分别从正阳门和宣武门进城。一部分队伍进了正阳门，穿过棋盘街，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另一支欲从宣武门进城的队伍却遭到反动军警的阻拦，直到天黑还不能进城。突然，路灯全灭，反动军警趁机挥舞大刀、木棒向赤手空拳的学生猛扑过来，一阵血腥的乱砍乱打。学生们在寒风、刺刀下英勇地进行反抗。这天又有二三十人被捕，400多人受伤。北平的街头，天安门附近，洒下了爱国青年的鲜血。在爱国学生坚贞不屈的斗争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告“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二·九”学生爱国救亡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吹响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成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高潮的起点。
天安门前的“三·一八”
“五四”运动后的1925年至1926年，不断觉醒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与帝国主义、封建反动军阀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这期间，在天安门也多次掀起 反帝反封建的怒潮，1926年3月18日，当北京各界群众再次在天安门举行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时，却遭到了反动奉系军阀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初，受日本帝国主义庇护支持的反动奉系军阀张宗昌、李景林的部队，在天津北塘被倾向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得节节败退。3月12日，日本公开出面援助奉系军阀，并以两艘军舰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革命军。不仅如此，日本驻华公使还纠集《辛丑条约》签字的八国公使，于16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国民革命军撤除防御，否则就要采取“必要行动”，并限定在18日正午以前答复。各帝国主义军舰云集大沽口，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狂态。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党的北方组织领导下，3月13日，北京25万群众，在太和殿前召开国民大会，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号召各界人民起来支持国民革命军。3月17日，北京各校、各团体、国民党左派等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作出了即日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请求国民革命军要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的决议。会上还决定，第二天在天安门前再次召开国民大会。
3月18日上午，北京市工人、学生、市民共5000多人涌人天安门广场，来参加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示威大会。只见天安门城楼上高高挂着写有“国民大会”的横幅，还有前一天晚上到段祺瑞政府的国务院、外交部驻地请愿时，学生受到军警卫兵刺伤时的血衣。李大钊同志亲自担任大会主席，领导了这次请愿斗争。广场 上万头攒动，群情激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八国公使!”、“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声接连不断，响彻云宵。
下午一点多钟，约有2000多人，从天安门广场出发，一路高呼口号，前往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请愿。铁狮子胡同里里外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卫兵，附近街道还埋伏了许多便衣特务。请愿队伍到达以后，派5名代表进去交涉，学生们拿着号筒在执政府外面向群众宣传。忽然，执政府大楼上一声枪响，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密集的子弹射向示威的人群，军警还用马刀、刺刀向徒手的群众进攻。此时，街上两边店铺一直到灯市口全部关闭，群众无处躲身。霎时，血肉横飞，许多人中弹倒在血泊中。枪声持续了十几分钟，紧接着，一群恶狼似的卫兵又冲了过去，挥舞着手里的大刀和棍棒，杀气腾腾地朝着群众乱砍乱打，共打死群众47人，重伤200多人。
在血腥的屠杀中，请愿群众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一位女学生受了重伤，仍然不屈地大声疾呼：“我们难道就此甘休了吗?不!”年仅22岁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受重伤，子弹打穿了她的胸膛，但她还是坚强地坐起来，同学们想去扶她，可敌人又用屠刀向她砍去，把她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头部也受了伤，但仍然镇定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直到最后才走。在死伤的群众中，有50多岁的妇女，有十几岁的小学生，这就是悲壮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把三月十八日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后来，鲁迅在他的《纪念刘和珍君》这篇著名文章中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 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又下了一道逮捕“暴徒首领”李大钊等5人的通缉令。后传说还要通缉50人，其中有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鲁迅。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在朋友们的催促和帮助下，不断转移住处。就是在那颠沛流漓、十分险恶的环境中，鲁迅在20多天的时间里，抢写了六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文章，篇篇似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又过了几个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同志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内的一个看守所里，英勇就义，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三·一八”事件，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和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气节，在一定程度上阻上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行动，使八国联军妄图奴役中国人民的美梦破灭。同时，它用血的事实告诉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军阀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18日，英、美、法、意、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强盗分配战利品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团出席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在会上提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和归还租借地，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正当要求。但却遭到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北洋军阀居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北京爱国青年十分愤慨，立即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学生行动起来，抗议巴黎和会的蛮横无理决定，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蕴藏在人民心底的爱国热情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由此，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3日晚，北京学生界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开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邵飘萍首先介绍丁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和原因。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到会青年无不义愤填膺，垂胸顿足，纷纷发表演说。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
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
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做出六项决定。(一)5月4日联合北京学界，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各界一致奋起抗争;(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爱国游行;(四)通电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五)会上推举代表分别到除日本之外的各国使馆，表示中国人民收回青岛的决心;(六)按照留日学生送章宗祥卖国贼白旗的 办法，第二天在天安门示威后，去各国使馆游行，然后去曹汝霖家示威。当天夜里，各校代表通宵未眠，满怀忧国忧民的痛苦和渴望战斗的激情，紧张准备着下一步行动。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院、汇文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法政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等十四所大专学校的2000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两个华表之间，围了一个大圆圈，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广场上旗帜飞舞，喊声震天，学生们举着昨天晚上写好的标语牌，内容有“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壮语。还有的举着画有山东地图的牌子和揭露卖国贼的讽刺画，最引人注目的是竖立在金水桥南边的用长方形白布写的一幅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下款是“北京学界泪挽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整个会场气氛激昂，显示了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的英雄气概。
面对数千学生聚集于天安门广场，北洋政府的军警企图阻拦，但愤怒的学生同仇敌忾冲破了军警的防线。集会宣布开始，一名北大学生代表登上放在华表前的一张桌子，宣读了《北京学界天安门大会宣言》。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强烈谴责日本强占我国领土，坚决要求“收回青岛”，呼吁人民“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号召大家“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在“国家存亡，土地割裂之
时，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并警告“甘心卖国、肆意通奸”的卖国贼，如胆敢妄为，“则最后对之付，手枪炸弹是赖矣!”会后开始示威游行，许多市民也加入了学生
的游行队伍。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出正阳门，经过闹市区，来到东交民巷西口。学生们本想穿过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帝国主义示威，但遭到了外国巡捕和荷枪实弹的北洋军警的阻拦。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行，尊严何在!游行的学生怒不可遏，决定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帐。
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折回往北，经东长安街、东单再向北拐，来到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曹宅大门紧闭，门外有军警守卫，学生们来到门前大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并气愤地用旗杆把曹宅房屋的瓦挑下来，然后，拾起砖头瓦块向院子里扔。几个勇敢的学生从窗口爬进去，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而人，见客厅正中高悬着“日本天皇御像”，这正是曹贼卖国的铁证，学生们立即把它捣毁，并四处寻找曹汝霖。曹汝霖闻风后已跳后墙逃跑，正在曹家的另一个卖国贼章宗祥逃跑不及，被学生痛打一顿，怒火满腔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火烧赵家楼，吓坏了北洋军阀政府，他们出动大批军警，当场逮捕学生30多人。但是，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当天下午，各校学生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北京大学红楼，向李大钊同志汇报了游行情况。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他审时度势，积极组织力量，成立教职员联合会，营救被捕学生，并派爱国学生到全国各大城市宣传这次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四所大专学校的校长团也在准备营救被捕学生，他们表示要向警厅、教育部、总统府交涉，不释放被捕学生“誓不终止”。
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爱国运动，得到了长沙、天津、武汉、济南等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和支持。在长沙，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新民学会”，广泛发动各校学生在5月7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支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在天津，各校的爱国学生也在5月7日举行了爱国示威游行，天津的学生领袖马骏领导学生很快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期间，周恩来同志从日本赶回天津，主办《学生联合会报》，同马骏等一起领导天津的爱国运动。
青岛是这次斗争的“焦点”，在山东济南等地的爱国青年学生在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的鼓舞下，也召开大会举行不威游行，却遭到山东反动军阀马良的疯狂镇压，肆意枪杀无辜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山东惨案”，这更加激起了全省和全国人民的公愤。
“山东惨案”发生后，天津学生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严惩马良，结果全部被捕。天津又派学联副会长等30余人会同北京、唐山、烟台、济南各地代表三四千人于1919年8月26日到新华门要求惩办凶手马良，释放被捕学生。北洋政府拒绝了学生的请愿，强行驱赶请愿队伍至天安门广场，并当场逮捕了请愿总指挥马骏。马骏不畏强—暴，从容不迫地向同学们高呼：“同学们，不要害怕，我们这次来是抱着牺牲决心的，我们爱国无罪，坚持斗争，一定胜利。”在场的学生无不为他的举动所感染，齐声振臂高呼“打倒卖国军阀，释放被捕代表!”这吼声似大海的怒涛，震撼着天安门广场。
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也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上海，六七万产业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接着，长辛店、九江、唐山等地工人也先后罢工响应。在工人罢工的影响下，商人也举行罢市。爱国运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人以罢工的形式参加斗争，终于使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不得不下令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迫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宣告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
义和团血洒天安门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 爱国运动。
为了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之火，达到瓜分中国之阴谋，英、法、德、俄、日、美、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清政府“排外”为借口，联合大举进攻中国。是年5月，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派遣大量侵略军进驻北京天安门东侧的东交民巷。集结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各国侵略军，用武力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东交民巷和东长安街一带，并设置铁栅栏禁止中国居民通行。他们以搜捕义和团为名，肆意屠杀中国平民百姓，日本军队还拖着他们的“小钢炮”，耀武扬威地在浸透中国人民血泪的圣土上举行阅兵式。
“是可忍，孰不可忍!”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奋勇反抗。1900年6月20日，数万义和团战士和爱国官兵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和崇文门一带，向盘距在东交民巷的侵略者发起了猛烈进攻。义和团战士头包红巾，腰缠红带，三五成群，手持刀械，勇猛无比，多次突破敌人洋枪洋炮的封锁，冲进东交民巷抛掷火炬烧毁了侵略者的洋楼，扔火药包炸毁了敌人的据点，不可一世的侵略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到了第二道防线。
正当义和团与敌人展开殊死激战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卖国求荣，暗中出卖了义和团，不但扣发了义和团的武器、粮食，还密使清军向义和团开枪射击，致使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战土在八国联军和清军的两面夹击下，悲惨倒下，血洒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前。
由于清政府的媚外政策，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更为肆无忌惮，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掠抢。他们野蛮地烧毁了正阳门城楼，千步廊及宫墙外的宫阙衙署也被付之一炬。侵略者还在正阳门处架上大炮集中向天安门射击，太庙正殿脊上的琉璃物件被击碎，天安门前西边的华表被打坏，华表下面白石围栏四角上的小石狮子有的被打掉，天安门城楼遭重炮轰击后，屋脊被毁，墙壁剥落，菱花格窗七零八落，整个城楼已是遍体鳞伤。195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修缮天安门时，工人们从城楼西边木梁上取出了三枚未爆炸的炮弹，弹壳上的英文字母依稀可见，时隔52年仍具有爆炸能力。那三枚留在城楼上的炮弹及华表的伤痕，就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铁证。
天安门不会忘记遭受外强凌辱的过去，天安门熔铸了不屈的中华民族精魂。
天安门 - 开国大典
每年的10月1日，是我们国家的国庆节，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每逢国庆节，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便汇成了鲜花的海洋。那一株株争奇斗艳的菊花、月季、一品红、霍香、荷花菊等盛开的鲜花构成了金秋北京独有的风韵和景致，为节日的首都增加了喜庆祥和地气氛。人们透着沁人的花香，驻足期间，赏花观景，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历史回顾--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焕然一新，毛泽东主席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100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2004年
天安门的建筑堪称中国古建筑艺术宝库的精华，作为昔日皇城的正门曾荣耀显赫;她目睹了封建王朝的兴衰，遭受过外强的凌辱，几经战争和革命风暴的洗礼，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她掀开了新中国诞生的光辉一页，也写下了华夏强盛的壮丽诗篇。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更增添了天安门的壮丽风采。天安门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无以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浓缩，为中外人士瞩目和神往。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1999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1994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1989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1984年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参加爱重大庆典和活动-1959年
天安门的建筑堪称中国古建筑艺术宝库的精华，作为昔日皇城的正门曾荣耀显赫;她目睹了封建王朝的兴衰，遭受过外强的凌辱，几经战争和革命风暴的洗礼，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她掀开了新中国诞生的光辉一页，也写下了华夏强盛的壮丽诗篇。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活动，更增添了天安门的壮丽风采。天安门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无以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浓缩，为中外人士瞩目和神往。
天安门 - 相关报道
毛泽东像之母本将被拍卖
华辰拍卖的油画《毛泽东像》长91厘米、宽68.5厘米，是从美国的一位华人收藏家处征集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专家陈履生介绍，1950年，为庆祝建国一周年，中央决定改变毛泽东画像中常见的头戴八角帽的
戎装形象。中央有关部门从全国美术院校召集了30多人进京，画马、恩、列、斯、毛、刘、周等领袖像。最后，张振仕的作品通过审查，成为中央圈定的绘制毛泽东像的“专业”画家。
建国初期，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接受了亿万群众的瞻仰。昨天，这幅画像的母本出现在华辰春拍发布会上。这幅《毛泽东像》由“毛泽东肖像专业画家”张振仕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创作，曾张贴在中国的千家万户。
这幅《毛泽东像》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大画像的母本。其间，这幅作品曾被无数次印刷，张贴于全国各地的大小会议室等各种场合，可谓家喻户晓。作为马、恩、列、斯、毛系列画像中的一幅，这幅作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一系列画像的唯一现存本。
目前，这幅作品估价100万到120万元，将于6月3日上午在京广中心拍卖。此外，在5月31日至6月4日的华辰春拍中，中国书画、瓷器玉器和珠宝首饰等千余件精品也将亮相。
天安门 - 标语
开国大典前，周恩来和胡乔木决定在天安门城门正中间的门洞上方挂一幅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侧的城墙书写巨幅标语。由于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于是又临时决定在现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悬挂大会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钟灵当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总务处办公室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大会会标和两条大标语的书写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要有房子这么大，钟灵可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两幅标语是写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呢?虽然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体字，但是刚解放的北平的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人，钟灵决定仍然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钟灵先是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之后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字。然后，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玻璃，里面安上电灯泡。这样，标语挂上去并且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这是钟灵平生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他严谨而认真，用尺子和铅笔整整写了两天，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两米见方，至今钟灵还清楚地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竖，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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